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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其昌——藝術上的巨人,人品上的小人

原創
2019-10-05  舊時斜陽


一切從萬歷四十四年(1616)春天說起,這天,據說天氣很不錯,做了26年官的董其昌正在家喝茶寫字。

書畫是他的老本行,也是他最拿得出手的兩件法寶。

靠著過人的天賦和努力,在哪個時代,他幾乎是無敵的存在。

這種獨孤求敗的感覺讓他有自豪感,所以這天他很放松。

只等著喝完了茶湯,寫了畫卷就去后房睡個午覺,但老天不隨人愿。

因為這個時候,門外傳來了叫罵聲。

憑著經驗他能感覺到來的人不少,聲音很大,很雜,帶著憤怒。

在松江華亭(今上海市),董家絕對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,多年的威望,極少有人來董家底盤鬧事。

更何況,眼下的董其昌雖說已經退休了,但名聲在外,官場上的那點關系還在。

鬧事,那是自己給自己找不痛快。

本著這個心思,董其昌并沒在意,甚至連看都沒有出去看一下的意思。

他相信,自己的兒子會妥善處理。

這個想法不能說錯,頂著翰林院編修,南京禮部尚書的董家,還沒到讓他出面的地步。

事情的轉換往往就在一瞬間。

這次的遲疑,帶給了董其昌一生的悔恨。

門外夾雜地吵鬧聲越來越大,幾個膽大的民眾甚至用上了口號——若要柴米強,先殺董其昌。

董府的大門,被憤怒的民眾給推了開來。

怒氣沖天的民眾,亦如松花江的浪濤席卷而來。

前一秒還很愜意的董其昌立馬意識到出了大事,這位在官場混了二十六年的政治老手,立馬意識到了危險在向自己靠來,憑著多年對危險的直覺,他迅速逃離了。

應該說,他再一次賭對了。

短短幾日,從徽州、湖廣、川陜、山西等地涌來了不少客商,這些人當然不是來商談貿易,他們的目的很明確——討伐董其昌。

準確的說,是來與董家打架的。

人越來越多,短短幾日竟從全國各地聚集了不下十幾萬人,這些人都很識時務住在了上海每一個按酒店。

白天游行示威,晚上寫宣傳小冊子,寫標語。

這些小冊子,標語經過上海最大的出版社匯編,迅速成了一本書,書名就叫《民抄董宦事實》。

其中心思想,客商以詞鋒犀利、無比憤怒的匯成了一道檄文,張榜公告,文章如下:

 人心誰無公憤。凡我同類,勿作旁觀,當念悲狐,毋嫌投鼠,奉行天討,以快人心。當問其字非顛米,畫非癡黃,文章非司馬宗門,翰非歐陽班輩,何得僥小人之幸,以濫門名。并數其險如盧杞,富如元載,淫奢如董卓,舉動豪橫如盜跖流風,又烏得竊君子之聲以文巨惡。嗚呼!無罪而殺士,已應進諸四夷,戍首而伏誅,尚須梟其三孽。……若再容留,決非世界。公移一到,眾鼓齊鳴,期于十日之中,定舉四兇之討。謹檄。

這本書迅速火遍整個上海,認識字的不認識字的手里都捏了一本。

如此大的輿論壓力足以封殺任何人,哪怕是你董其昌也不例外。

但世間的事,總有例外。

不巧的是董其昌就是這個例外中的例外。

面對如此大的輿論,這位老兄竟全然沒當一回事,該吃吃,該睡睡。

如此不合作的態度,徹底激怒了幾十萬客商。

領頭的幾個人,趁機拉起了倒董的大旗,幾十萬客商和民眾徹底董其昌的府邸前前后后圍住了,見領頭的董其昌還沒給個說法,干脆放一把火燒了干凈。

這個主意立即得到了大家的擁護。

人堆里,幾個大膽的高舉火把,配上易燃的稻草,開始四處放火。

春天的天,說變就變,剛剛還晴空萬里,眨眼的功夫就了風。

東風夾帶著火勢,迅速蔓延開來。

董其昌苦苦經營幾十年的新舊豪宅都在大火中化為了灰燼。

大火燒了幾天幾夜。

已經失去了理智的民眾似乎還覺得不夠痛快,隨后又焚毀了董其昌建在白龍潭的書園樓居,還把董其昌手書“抱珠閣”三字的匾額沉在河里。

看著昔日輝煌的董府徹底變成了一片廢墟,憤怒的民眾才算覺得出了一口氣。

夕陽的煙霧里,唯獨董其昌老淚縱橫哭得稀里嘩啦,顯得無比的落寞。

只可惜,這一幕,無一人為其惋惜,即便是歷史,寫到這一幕,也是一臉的無奈,沒有半分的同情。

這個聰明絕頂,藝術人生極為輝煌的大家,為何會落得如此狼狽呢?別急,我們慢慢往下看。

應該說,董其昌的少年是無比的幸福的。

他出出身于望族,良好的家教,給了他學業上的絕對自信。

17歲時,參加松江府高考,寫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。

文章的確不錯,那一年他高中了。

只可惜,并不是第一名,而是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。

這個結果讓他接受不了,一問之下,才知道一切的一切,竟是知府衷貞吉嫌他試卷上的字寫得差,文章雖好,只能屈居第二。

這個結果很意外,卻也讓他無話可說。

大明科舉,書法同樣是加分項目。

因為書法不行而不能一舉奪魁,讓董其昌很憤怒,憤怒的后果很嚴重,從此,他就和書法耗上了,先以唐人顏真卿《多寶塔帖》為楷模,后來又改學魏、晉,臨摹鐘繇、王羲之的法帖。

一練就是十余年。



努力帶來的后果是豐厚的回報,明萬歷十七年(1589年),董其昌考中進士,并因文章、書法優秀被選為庶吉士,人翰林院深造,供職于翰林院。

因為書法上造詣不淺,書畫也不錯,使他的社會地位迥異往昔。

靠著這兩件法寶,他在官場一路暢通無阻,先后擔任湖廣提學副使、福建副使,一度還被任命為河南參政從三品的官職。

一時之間,大明上下無人不知董其昌。

這種站在云端之上的感覺,讓董其昌很受益,但他更明白樹大招風的道理。

恰逢,朝廷上下暗波涌動。

這個時候人站在高處帶來的就是災難。

他很懂得為官三思的道理。

一年后,他從河南參政的位置退了下來,借口是自己身體有病,得回家養病。

應該說這個決定很及時也很正確。

此時的大明王朝拉開了明朝歷史上長達十余年的"國本之爭",其間還發生了著名的"妖書案"、"楚太子獄",朝廷內部為冊立太子一事黨爭不休,風云詭譎。

相比做一個局中人,局外人反而更安全更灑脫。

因為退得及時,在那段暗波涌動的朝政,并沒有波及他,他樂于躲在上海灘,追求藝術。

世間任何事,只要肯用心,肯努力,總能獲得你想要的東西。

二十幾年的努力,藝術上,他已經無敵。

再出山,儼然獨孤求敗。

公元(1620年),明光宗朱常洛繼位,董以帝師身份回到朝廷,授太常少卿,掌國子司業,修《神宗實錄》,一切的輝煌,似乎重新開始。

“這十余年,躲得還是值得的,否則還沒這等機會。青史留名指日可待。”

這是出山后董其昌的內心世界,但讓他措手不及的是,明光宗朱常洛并不長壽,這個擔驚受怕了將近四十年的新皇帝登基只有一個月,便尾隨著他的父親萬歷去了。

朝局重新洗牌。

一個叫魏忠賢太監和一個叫客印月的女人走上了人生的巔峰。

隱忍了多年的魏忠賢宛如一把倚天劍,鋒芒畢露,無人能敵。

董其昌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,在這個人人阿諛奉承,追求魏忠賢腳步的時代。

官越大,風險就越大。

對于風險,董其昌似乎天生自帶預報功能,無論是爭國本,還是追隨魏公公的腳步,他都很知趣的躲開了。

二品的大官,董其昌只是意思意思地任一年后即辭官退隱,"家居八載"。

而再出山時,董其昌已經七十七歲,"起故官,掌詹事府事"。

僅過了2年,他再次辭官歸隱。

從三十五歲走上仕途到八十歲告老還鄉,為官十八年歸隱二十七年。

識別風險,明哲保身,這兩項技能董其昌已經用得出神入化。

一切該得的,不該得到的他都得到了。

人生似乎再沒有遺憾。

如果歷史停留在萬歷四十三前,董其昌的人生也許會更完美。

但歷史從來沒有如果。

萬歷四十三年(1615)秋天,六十歲出頭的董其昌辭官在家,他的兩個兒子董祖常帶人強搶佃戶之女綠英。

這事兒在當時鬧出的動靜很大,但董其昌卻沒在意。

在他看來這不過是兒子胡鬧,花點錢,也就了事了,但他忘記了他的身份,一個書畫雙絕,官居二品的朝廷大員,不會沒有敵人。

任何的的風吹草動,都可能是敵人做文章的手段。

這事兒經過敵人有意安排,很快就發酵開來了。

弄到最后,董其昌不得不為自己的兒子擦屁股,他一路追究,最后追究到范昶身上,但范昶并不承認,而且還跑到城隍廟里起誓,為自己辯白。

但范同學的心理素質實在太差,竟一命嗚呼了。

好端端的兒子就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,作為母親當然不答應,她固執的認為兒子的死是董家所逼造成的,于是帶著兒媳龔氏、孫媳董氏等女仆穿著孝服到董家門上哭鬧。

董家當然不甘心就被人敗壞名聲,動用了些手段。

一來二去,事情越鬧越大,就出現了開頭的一幕。

這段劣跡斑斑的臟事,沒有為難董其昌,倒是給后人帶來了無數的困難。

面對如此輝煌的藝術大師,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他人性丑陋的一面,為此,不少人選擇了粉飾。

修撰《明史》的學者認為,"督湖廣學政,不徇請囑,為勢家所怨,嗾生儒數百人鼓噪,毀其公署。"

更有甚者干脆說什么《民抄董宦》是子虛烏有的事,是后人用來黑董其昌的。

無論是哪種結果,事實就是事實,再如何粉飾,也掩蓋不了本來的面目。

董其昌,歷史上的他固然是書畫雙絕的藝術大師,脫下藝術的頭銜,他終究是一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地主惡霸罷了。

 這也許是董其昌人生最大的敗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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